新朝四年四月初二那个愉快的夜晚之后，张海就叮嘱柳香要准备迎接繁忙的挑战了。经过这一路上以来的思考，张海对于以前的一些迷惑也大致的理出了一个头绪。

第一：只要不是打算仅仅为了维系王朝的长久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基本面貌应该予以废除。在军队和行政领域，乃至最为核心的情报领域，这政权的三大支柱里没有旧知识分子的多少空间。

不论是真儒还是伪儒，他们的基本主张同革新变革乃至一个臃肿落后国家的崛起，并要在世界上谋求自己利益的时局来说，都是不和时益的。就像在那春秋战国时代，儒家也只是一家之言而没有得到多少赏识一样。更不要说在这个时代：旧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的旧精英群体已经腐朽了，死去了。

即便依然像两宋那样还有一些活力，如果要开科举让这些人充斥行政领域，那也无助于做到如今新朝所需要他们去做的实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领域或是军事领域，一个干部最重要的能力是听话，倘若自己有各种各样圈子和关系网，只能使做实事的效率变的更差。

而且：传统意义上的科举制度会让那些金榜题名的读书人认为自己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而在竞争中获得的地位，并非政权或帝王本身的“赏赐”，不说新朝政权同那些人的旧仇旧怨，也不说儒家把宗亲利益拔不恰当高度的意识形态，单是这一点儿，就很难让这些人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忠诚。而明末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演变，和后世某些人对精英阶层的吹捧更让张海对这些人持不信任感。

第二：一个政权需要听话的忠实执行者，也需要“君子合而不同”的声音。类似御史，传媒，还有西方体系下做为一个政治支柱的律师等等。这些岗位是现代政治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让给同新朝政权有着莫大相关利益的群体，如军队中的势力乃至自己的那些弟子，当然会产生很大的弊端。还不如交给某种意义上的“外人”，也就是并非新朝体系下的特殊利益群体才更为恰当一些。至少在新型知识分子成型量产之前，这也是针对新朝当下周天子一般的落后政权格局的一种“现代化补偿”

新中国在历史上也做过这样的尝试，不过受限于历史和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需求，不可避免的走了这样或那样的弯路。

张海前世今生都对西方那套社会模式与社会理想并不欣赏。但还是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把律师或记者乃至司法人员拔高到西方社会那种堪比东方社会下的官僚甚至贵族一般的高度有其害处，但做为政治必要的平衡与补充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律政司法人员本应成为拥护现有秩序反民粹的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潜在意义上的反贼或异见者。

这些话，张海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在心中隐瞒，而是在下午会见众弟子之前就对将要被委以重任的柳香讲了出来。